在果断卖掉13个文旅项目、77个酒店物业后，万达再次出售其核心资产万达广场，公开信息显示，南昌西湖万达广场出售给了珠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九江万达广场、盐城万达广场则分别出售给了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中信信托等。

  除了打折甩卖之外，王健林还对万达商业100%持有的部分万达广场有限公司进行大幅度减资。在已建成的万达广场中，现在至少有84家万达广场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减少，累计减少401.63亿元。其中75家万达广场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的减少，发生在2017年5月8日至7月10日的两个月之间。一般商业项目开发末期通常需要减资，但也会有其他原因，比如项目严重亏损或者被监管部门查出资金不实必须减资等。

  万达对一系列密集抛售资产动作的解释是执行“轻资产”战略，但是，如此突然而密集的抛售资产，尤其是现在连万达广场这样的核心资产都要抛售，很难用“轻资产”战略来解释，因为执行这一战略不必要如此紧急，紧急的更像是“清理资产”。这种反应意味着，万达长期以来所依赖的发展模式面临挑战。当我们梳理万达的发展方式时，就会感觉到它高杠杆与多元化的发展模式。万达旗下有万达商业、文化、网络、金融四大产业，此外还在海外并购了高达2000多亿元规模的资产。

  万达在地产界独树一帜的发展模式，主要是通过与地方政府合作建设万达广场城市综合体，能够同时拿到低价的住宅土地，通过开发住宅回笼资金，并用销售利润以及商业租金维持商业资产的运营，王健林称之为“现金流滚资产”模式。但是，考虑到这些项目投资大、周期长、回报低。万达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建立和拥有这么多万达广场、酒店等资产，主要是持续滚动的住宅销售帮助其支撑。

  一般而言，商业综合体或商业地产公司需要通过RETTs的方式退出，或者直接上市，万达曾尝试走这两条路但未能成功。随着资产规模的膨胀，万达自有资金都变成了沉淀成本，还要靠不断的融资满足现金流需求。

  万达之所以能滚动发展，资产规模不断膨胀的秘诀在于，其一，通过城市综合体模式能够低价获得住宅用地，并迅速去化，加快资产周转效率来“哺育”商业资产；其二，这些销售收入并不能满足万达扩张需求，它还要靠外部融资来推动。因此，销售收入与融资成为万达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也会带来两个风险，一个风险是，万达缺乏整体盈利能力和稳定的现金流，另一个风险是杠杆比较高，对于万达的平衡现金流的能力要求较高。

  如果万达仅仅在国内搞多元化投资，尤其是考虑到文化、网络、金融等都属于轻资产行业，万达的资金压力可能不会太大。但是，万达在过去几年大肆进行海外并购，耗资2000多亿元，而这些资金绝大部分是通过国内资产抵押获得。外界无法获知万达的债务情况，但包括国内文旅、酒店与广场等资产以及海外的2000多亿投资盈利能力都不佳，需要持续投资烧钱，其可持续性在于资产规模继续扩大或者融资环境不会发生变化。

  这种通过高杠杆不断多元化投资的行为，大多数存在于一个经济上升周期，货币环境宽松，资产价格不断上涨。但是，一旦货币环境发生改变，或者资产价格下跌影响销售，依靠债务累积的资产组合就会土崩瓦解。

  当然，万达也试图通过资本市场实现退出，在资产价格高位时向投资者抛售。2016年万达曾打算将万达影视以372亿元的价格装入到万达院线但没有成功；当年A股火爆以及计划实行注册制吸引了众多中概股私有化回归高价上市，万达商业2016年9月也从港股私有化退市想在A股上市，为此还做出承诺，如果私有化完成两年后未完成A股上市，万达集团或其指定第三方提供10%每年（单利）回购； 若万达商业成功私有化之后，未能如约在国内实现上市，万达集团将会以每年10%向基金回购全部股权，费用前总回报约为20%等等。但是，计划不如变化快，万达能否在2018年9月之前上市仍有挑战性。

  现在，政策环境与市场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万达债务推动的发展模式面临挑战。首先，中国地产是一个周期性很强的行业，主要是调控频繁，就会造成销售去化的效率，从而造成万达现金流不稳定，影响万达总体的资金链平衡。目前，中国地产调控进入最严厉的时期，而且要建立长效机制改变过去过度市场化的状态，这对整个地产行业的发展构成了影响，万达的销售必然也受到冲击；其次，经历长期的货币宽松政策之后，鉴于国内外金融环境的变化，中国不得不尽快采取经济去杠杆的行动，首当其冲的是金融去杠杆，而像万达这种负债率过高的企业，融资环境发生了变化，融资不再那么便利。对于一家资金链本身紧绷的巨大型企业，一旦融资环境恶化，那么，其资金链出问题的可能性会暴增。

  为了避免资金链出现问题引发连锁性反应，万达果断甩卖资产换取资金，降低自身杠杆。这种果断除了与王健林的性格有关外，主要是压力所致。因此，数千亿规模的万达及时甩卖资产以确保剩余资产的安全，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规避了乐视目前遭遇的挤兑风险，也几乎没有被清盘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