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称深改组）第36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境外企业和对外投资安全工作的若干意见》。

  会议强调，境外企业和对外投资安全是海外利益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党对境外企业和对外投资安全工作的领导，在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总体框架下，建立统一高效的境外企业和对外投资安全保护体系。

  对外投资需要完善统计监测。据审计署统计，20家央企的155项境外业务中，有61项境外业务形成风险近385亿元。整体上，目前中国26%的海外投资企业处于亏损状态。

  随着中国在项目审批、外汇管理等方面监管的收紧，此前高速增长的中国海外投资出现大幅的增速回落，前五月对外非金融投资同比下降53%，对外投资从“火热期”进入“冷静期”。

  亟待完善对外投资统计监测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深改组关于海外投资的最新表述，将海外投资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体现了高层对此的高度重视。

  他表示，关于海外投资的统计监测，目前主要侧重在事前的投资项目审批环节，而在进入后的具体经营阶段，监管部门并不掌握具体情况，也缺少相应的统计口径。

  “尽管中国的驻外使领馆掌握有限的境外企业的经营活动，但并不完全，而且即便都报上来，海外企业的经营状况也很难准确监测监督。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完善对境外企业和对外投资的统计监测，是出于摸底的考虑。”

  这一摸底行为在央企已经开始。根据审计署上周对20户央企的155项境外业务的抽查，因投资决策和管理制度不完善、调研论证不充分、风险应对不到位等，有61项也就是近四成的境外业务，形成风险近385亿元；其中的10起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线索，造成国有权益损失风险142.7亿元。

  白明表示，作为体制内企业，央企有相对完备的领导和管理体系，其负责人由中组部直接管理，央企海外负责人也基本都是国内派出去的，因而更容易掌握其境外业务开展情况。在他看来，对于民企的统计监测更多的是给予指导和服务，作为自负盈亏的企业，具体企业的经营内容、经营方式由民企自己做主。

  白明表示，国企的海外投资存在着缺乏监督，责任不清晰、责权不对等问题，会出现为了业绩和考核多上项目，不顾项目效益、或者把问题留给下一任的短期行为。

  商务部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研究所所长梁桂宁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2017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超过半数企业实现了盈利，暂时亏损的企业占比为26%。

  他表示，海外投资亏损的企业集中在中小企业和开展对外投资时间比较短的企业。

  建立安全保护体系

  早在去年底，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汇局四部门负责人就联合表态将加强对外投资监管，多位受访人士均表示，自此以后关于对外投资的政策有所收紧。

  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主任郝红梅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所谓“政策收紧”主要是着眼于控制项目经营风险的项目审批与控制金融风险的外汇管理。

  “加强监管着眼于非理性投资的经营风险，主要是房地产、酒店、文化娱乐等领域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对外投资，以及大额的非主业投资倾向。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经验少，商务部等部门在项目上加强监管主要是为了控制经营风险。”她表示。

  实际上，商务部近年来一直在推动“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对外投资便利化改革。不过梁桂宁指出，这并不是向商务部门报告一下海外投资就可以顺利进行。

  “现在在备案过程中需要办理相关的手续，其中有一个叫承诺书，现在承诺书里面很明确地提出来，你的对外投资应该是真实的、合规的。通过这些手段以及审核手段能够有效地遏制一些非理性、非主业的对外投资，也可以避免快进快出这种现象的发生。”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司长周柳军表示，对海外投资企业有必要进行一系列“体检”，其“体检”指标包括：董事会有没有开过‘对外投资并购决策’相关的会议，最近的财务报表负债率怎么样等。

  加强监管更大的着眼点在于资本跨境流动的金融安全。郝红梅说，独立于海外投资的备案制改革之外，外汇管理有自己的方式，由央行与外管局加强监管主要为了抑制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动，控制金融风险，监管的关键在于防止资本外流和国际资本的不利冲击，提振国内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

  多位受访专家表述，在海外投资过程中，部分企业确实存在着虚假投资、转移资产、不规范运作的现象。不仅如此，很多还都通过国内的高杠杆进行收购，将风险留在了国内的金融机构。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曾指出，未来将把完善对外投资的中长期制度建设和短期的调控相结合，在推进投资便利化的同时，防范风险，完善规范市场秩序，进一步优化对外投资方向。

  从“大规模”走向“高水平”

  在监管收紧背景下，中国的对外投资正从“火热期”进入“冷静期”。

  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70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当年中国对美、欧、澳的投资均创下了新高。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7年1-5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5个国家和地区的312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345.9亿美元，同比下降53%；5月当月对外直接投资82.2亿美元，同比下降38.8%。

  郝红梅表示，对外投资数据的下降与国内政策的引导相关，部分领域监管的加强会使得相应的投资出现明显放缓。此外，海外投资的放缓也与东道国的限制政策有关。

  “比如澳大利亚在房地产领域，对来自中国的海外投资收紧了限制，这会降低中国的海外投资增速。”郝红梅说。

  “发达国家会更多地针对中国企业，尤其是国企开展审查，特别是在竞争性领域。”白明指出，中国企业在高科技领域的海外投资并购一定要注意准入风险，警惕投资保护主义。要强调“你不让我进入，你受损失”的原则，并在初期谈判中设置相应的条款，从而最大程度地争取主动权。

  白明表示，海外投资上升至国家安全角度后，对于低效、无效、高风险的海外投资，政策必然维持收紧趋势；而对于有效益的、有助于国家战略安全的、有助于延伸中国产业链的、服务于“一带一路”的海外投资，仍然会受到政策的大力鼓励支持。

  未来，对外投资将淡化对规模和增速的关注，而把目光聚焦在水平与质量上。

  白明称，近年来一直在强调“大规模走出去，高水平引进来”。他认为，投资也应该讲究高水平走出去，而不是规模排第一位。“我们国家有这么多资产在海外，如果不能提高水平，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海外投资不仅不能补我们的短板，反而成为负资产，甚至一些不当的资本流动会影响国家安全。”

  如何理解“高水平”走出去？白明认为，从微观角度讲，海外投资企业至少应保证盈利、安全这两点。而从宏观角度讲，要保证国家金融安全，有助于构筑中国在全球分工中的主导地位，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与话语权。

  展望2017年中国的对外投资，孙继文表示，2017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预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呈现“稳中趋缓，缓中向好”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