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任志强

任志强引用数据表示，我国家庭人口已经从1984年的3.9下降到现在的2.8，北京上海等城市已经降到了2.3、2.4，甚至一个人的家庭已经占到全世界总量的25%左右。“如果要把独居的加进来，预计中国未来城市最少有1亿5千万户，也就是说，仅仅满足独居人口的家庭需求大概要再干25年，还不算结婚的、生孩子”。任志强称，从1990年算起到目前为止，包括租赁性住房、廉租房、保障性租房在内，全国一共才建了1亿5千万套房子，仅够满足上述独居需求。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首席经济学家李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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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还表示，根据乐居所做的调查显示，扣除地价以后的房价收入比非常低，全国只有五点几，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扣除地价以后相差也达到了60%，“换句话说，中国从来没有出台过政策去限制地价，所有的不合理大概都在地价上”。

在谈到北京人口结构时，李铁认为是“金字塔型“的——高收入人口只占城市总人口的一部分，更多的是中低收人口和外来人口。他表示，北京有840多万外来人口，上海有900多万外来人口，他们的年龄结构在16-45岁之间，如果没有他们，上海的老龄化程度将达到30%以上，北京的老龄化程度会达到25以上，甚至更多。

有人问，高房价是否是人为炒作呢？首席经济学家李铁以北京为例做出来解答，“全国收入水平最高、资源最丰富，高房价是不可避免的”。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任志强也称，“以全国平均房价来看，我们的房价离合理水平还差的很远。”

“调控政策于法无据，你们可以查一查所有地区政府出台的政策哪个依据上位法了吗，你们给我举个例子，不管你限了什么”，任志强直言。

李铁称，在广东调研时发现，广东的城中村租赁住房就价格仅有200、300、500等等，“农民自己盖，提供一系列的限制性条件，安全问题、供水问题、卫生问题，由村民和村集体自己负责，广东的外来户2千多万，50%多集中居住在这种农民出租房里”，“但是我们第一不往农村盖，第二有了问题我就撵，甚至会激化矛盾。在城市的住房问题、房子供给问题，我们有很多很多项选择，但是我们却做了一个最愚蠢的选择——用行政的办法”。

此外，限制北京住房供给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一直在采取限制人口、控制人口的政策，“担心在北京郊区建了更多的房子，会有更多的人到北京来，解决的越多来的人越多，最后导致北京人口的过度膨胀”。“因为在北京市主城区尽量减少供给，供给越减少房价越高，周边也不允许建，这种控制人口的政策某种程度上是违反城市发展规律的”。

李铁认为，北京的人口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属于高收入人口，一类属于中等中低收入人口，还有一类是外来人口。高收入人口可以解决高房价的住房问题，中等收入人口也可以通过福利分房或者通过市场买到一定的房子，但是中低收入人口买房会遇到很大挑战。“人口控制政策根本改变不了住房短缺的方式，关心房价的舆论仍然会持续下去，使决策经常进入误区”。

李铁呼吁，公共服务的重点应该放在解决中低收入人口，特别是外来人口方面，而不能再停留在人口控制的思维方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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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老百姓对于住房还有巨大的需求。对于部分认为我国老年化非常严重，可能导致住房需求量减少的观点，任志强并不认同：“更严重的是年轻人的独居问题。北欧很多国家年轻人独居率达到40%，父母有房子也不住，自己要单独住，中国现在大概最少有7700万户，独居的增加和过去的传统计算是完全两个概念”。

他直言，北京作为首都，是一个超大城市，优质资源相对集中，房价是不会下降的，即使通过行政控制能够达到短暂的下跌，但早晚有一天还会反弹，这也是规律。

此外，任志强认为调控政策完全没有契约精神，“土地合同中写了我可以盖这个房子、盖那个房子，没写我必须限价，但是我盖完房子你说这契约不算数，我重新做规定，你这个房子只能卖这些钱，我已经盖好了也不行，商住房也不能卖，如何如何，没有契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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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在会上表示，如果想要完成小康目标，那么城镇化率至少要达到60%-70%，“不盖房子住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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