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地产网 有人说,十个慈善家八个地产商。当然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不妨碍指明了一个事实,地产企业正占据慈善榜的重要位置。
得益于行业的快速发展,国内发展商在过去20年实现了财富快速增长,或许做慈善便是他们自然而然的选择。至于具体原因,有可能像所说“包括一点点房地产商人的赎罪心态”。
另一方面,房企在公益事业从最初单纯捐物捐资模式,发展到愈发关注公益背后的价值长效化,即从“输血”转而追求“造血”。援建校舍、设立教育基金,帮助贫困地区改善生活环境,引资进行产业扶贫。
显然,房企在捐建校舍和针对乡村的精准扶贫两方面,亦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目前,国内三大所正不断规范旗下在ESG方面的披露。
ESG即环境(Environment)、社会(Social)和公司管治(Corporate Governance)。具体而言,除每年定期发布外,上市公司还需呈上一份ESG报告,主要体现企业对具可持续发展性绿色经济的重视程度。
不久前6月11日,港交所就刊发了有关检讨《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在ESG报告新增多项强制性披露要求,拟进一步推动ESG报告向财报看齐。
而“公益慈善”被普遍认为是一种企业的社会责任,属年度ESG报告重点内容部分。尤其是中国房地产商如此热衷于慈善,这些报告就提供了让外界得以一窥究竟的机会。
在众多“乐善好施”的开发商中(仅讨论上市企业),碧桂园、万科与无疑在其中具有指标性样本意义。
目前,它们在出资力度频次、捐赠方向广度、项目数量,还是慈善事业体系成熟度方面,均有代表性。
近期,碧桂园在6月中旬发布了自己的《2018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而恒大已于4月末发布了报告。
现在,我们不妨来仔细看一看。
恒大现金捐款最多
根据报告,恒大去年的现金捐款数额达到33.92亿元,为各房企之最。
包括恒大4月份向河南省扶贫基金会、中国科学院大学捐赠1.7亿元和1000万元;10月份向母校武汉科技大学捐赠1亿元;12月份向河南省周口市捐赠6.5亿元,用于帮助当地发展教育医疗……
恒大还在6月末的2018年广东扶贫济困日,向广东省河源市连平县及和平县捐款5亿元。但这些都是纯粹的捐钱捐物,技术含量不高。
有别于此的是恒大对贵州毕节的帮扶,该公司自2015年12月进入毕节市,最初的对象是毕节市下辖的大方县,该县拥有37个乡(镇、街道),总人口约120万人。
按照计划,恒大将在3年内投入30亿元,通过产业扶贫、搬迁扶贫、教育扶贫和就业扶贫等一揽子综合措施,到2018年底实现大方县18万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
其中,2016年帮扶11个乡镇60个村;2017年帮扶13个乡镇80个村;2018年帮扶5个乡镇35个村。援建分两批进行,首批40个项目,第二批63个项目。2016年1月,第一笔10亿元捐助款到位,各项工程陆续开展。
具体而言,恒大对一些分散住在偏远地区的贫困人群进行集中易地搬迁,剩余的则就地安置改造。
搬迁分两种方式,一是在34个乡镇安置点建设50个恒大新村,项目一期10条新村总投资8000万元,规划建筑面积16.95万平方米,建设房屋290栋;二期40条新村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一二期截至今年6月搬迁入住2030户8418人。
二是在大方县县城扶贫安置区兴建奢香古镇项目,项目占地面积10.1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63.4万平方米,投资约12.6亿元。一二期规划安置房68栋2732套,配套6.3万平方米奢香古镇商业街。截至目前共计搬迁入住2538户11080人。
同时,各个安置点都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配套了蔬菜、肉牛、中药材和经果林等产业基地。恒大亦投资1亿元设立恒大产业扶贫贷款担保基金提供贷款发放,并引入上下游企业组成产业链条。
县城集中安置区奢香古镇则主要靠商业运营的分成,与古镇创造的工作岗位,给当地搬迁居民提供收入。
奢香古镇商业运营由当地政府和恒大集团委托大方县文旅投公司打包管理运营,根据审定的运营方案对奢香古镇商业部分进行文化景观提升打造、整体业态布局和市场运营。商铺租金收益扣除管理和运营成本后,由搬迁贫困户按照户均20平方米商业铺面配套收益分红。
另外,易地搬迁后空置的原耕地、林地和宅基地,还会统一流转经营以进一步增加收入。恒大援建当地的一批学校,慈善医院、敬老院、儿童福利院等项目,也能创造一批公益性岗位。
有了大方县的经验,2017年5月,恒大对贵州毕节的帮扶扩大至整个毕节市范围,预计再投入80亿元资金。
其中,产业扶贫计划投入55亿元;易地搬迁投入25亿元,9个异地安置区总面积将达400万平方米,目前相关工作在继续进行中。
碧桂园教育扶贫为主
碧桂园在2018年对社会捐赠投入为13.7亿元,2017年共投入7.92亿元。
就公开资料披露的金额而言,总体来说比恒大低一个档次(恒大在2017年投入金额最多,达到41.81亿元),但亦属国内上市房企的第二高峰。
碧桂园做慈善以教育扶贫为主,第一笔记录在案的大额捐赠,就是杨国强在1997年设立了仲明大学生助学金,每年出资200万元资助广州地区和广东高校的贫困大学生。
他还出资创立多间纯慈善性质的免费教育机构,包括国华纪念中学、国良职业技术学院及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2008年汶川地震后,碧桂园也参与了当地的易地复课项目。
但近年来碧桂园的精准扶贫业务铺开得十分迅速,区别于2018年之前零星地针对贵州、广西地区特定的某几条村落进行扶贫试点。2018年5月20日,碧桂园正式组织召开精准扶贫乡村振兴行动启动会。
至此,该公司结对帮扶范围涉及甘肃、河北、江西、陕西和山西省等9个省份14个县3747条村。
这些工作将大多由碧桂园旗下的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负责,与恒大不同,碧桂园拥有一个集团层面的基金会主导公益慈善活动,剩余部分任务则分配予集团的社会责任部完成。
基金会由杨国强及于2013年注册创立,基金会架构由理事会、监事会、秘书处、办公室、宣传部、项目部组成,理事7名,监事3名。
资料显示,基金会的原始基金1000万元,来源于清远假日半岛碧桂园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捐赠。而随后的收入来源则主要来自杨国强、杨惠妍的自愿捐赠;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自愿捐赠;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自愿捐赠;及其他一些合法收入。
基金会每一次性涉及资金超过50万元的资助项目或投资活动,都会被视为重大投资、公益活动。基于这是一个慈善机构,基金会按行业同行规范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会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
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则不能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这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人们利用基金会牟利的可能。
看完这一段,我们或许对某个基金会的日常运行有一个概念性的理解, 但具体如何运作,国强公益基金会还未能给我们提供太多细节(缺少相关数据披露)。
万科慈善基金会怎样运作?
这里,万科慈善基金会可以作参考。
据了解,在中国注册的慈善基金会分为公募与非公募两种,二者区别在于可否向公众募款。公募基金会多为半官方色彩的政府伙伴型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则多由私人企业出资设立,国内由房地产企业主持建立的慈善基金会,均属于非公募基金。
万科慈善基金会成立于2008年,目前法定代表人为,原始基金5000万元来自上海万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由万科管理层100%控制股权,为独立于万科的“万丰系“核心,该公司利用资管计划建仓万科股份)。
由于万科慈善基金会的理事、监事由业务主管单位、主要捐赠人分别提名并共同协商确定,所以理事会(即基金会的决策机构)基本上由万科系人员把控。
根据基金会2018年工作报告及审计报告,基金会目前设理事9名,其中王石占据一席,万科集团副总裁周卫军、周巍、谭华杰三席,万科元老解冻一席。
其余四个位置则分派予其他合作机构的成员,如千禾社区基金会刘小钢、麦肯锡的张海濛、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及现任万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陈一梅。
监视会设2名成员,分别是解冻、,张敏是万科第一届董事财务总监,2007年再加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任财务总监。
虽然有11位高管,但实际在基金会领取工资的只有陈一梅一人,其年薪为32.2万元,另外领取工资的有6名专职工作人员。
万科慈善基金会去年获得年度收益1.15亿元,其中捐赠收入8681.83万元,全部来自中国境内的捐赠。万科贡献了8500万元,其余181.83万元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但这部分其实也是由万科管理层包揽。
其中,郁亮每年都带头捐赠100万元;万科财务负责人金捐献10万元;解冻捐献10万元;万科集团党支部书记兼副主席丁福源28万元;万科举办的社区乐跑赛筹得13.94万元。
万科及万科管理层每年的捐献金额不会变化太大,因此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其实是相对的固定:2017年8912.68万元,2016年8902.44万元。最大变化的年份发生在2015-2016年,这两年王石分别大额捐赠了558.4万及660万元。
有区别的是投资收益,万科慈善基金会去年投资收益为2870.91万元,比2017年1286.23万元增长123.2%。
细看可以发现,万科慈善基金会每年都会拿出部分资金作,基金会这两年的选择是深圳市招银前海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旗下的招盈鼎盛7号资管计划,以及中国银行的中银日积月累-日计划,均属于低风险低收益的固定收益投资。
其中,招盈鼎盛7号资管计划购买金额2亿元,年前投资年末收回本息,实际收益金额1810万元。
中银日积月累-日计划则是一个类似余额宝的中低风险,存取自由每日结算发放收益,适用拥有较高流动性要求的闲置资金的投资者。基金会在该产品花450万元存了5天,收益1479.45元。
另外的华能信托-稳健投资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是旗下浮动收益产品,期限5年。该投资被划归至长期股权投资,基金会2018年的委托金额为100万元,但当年的收益却达到1060.8万元(应该包含相当部分的退出金额)。
我们有理由相信,该投资或亦与万科管理层的资管计划及合伙人制度有关,因为万科在2014年推出事业合伙人制度时,就是对万科包括高管层在内的各级雇员年终奖金进行了扣除留存,集体委托成立深圳市盈安财务顾问有限公司。
随后首批1320名事业合伙人的集体资金正通过华能信托的一个信托计划注入盈安财务顾问企,而盈安财务顾问企业作为操作平台,依托金鹏、德赢两大资管计划再购入万科股票进行持股。
在2014年,万科慈善基金会对华能信托委托理财的委托金额就达3200万元。万科慈善基金会或许就通过与合伙人制度相同的方式,利用华能信托对万科持有部分股权,这里形成每年十分稳定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鉴于拥有慈善的特殊性,万科慈善基金会的负债其实是十分低的,因为它几乎不拥有任何实质资产。对外捐赠主要依靠捐赠收入来支持,因此也不需要借款贷款,所以基金会运行的压力其实很小。
截至2018年年末,万科慈善基金会的负债总额15.94万元(年初负债仅2012.7元),均为代扣公积金、代扣,以及与其他机构交互过程中产生的欠费。
负债对于2.5亿元的资产总额来说完全不值一提,甚至在年初时当绝大部分去年留存资金都用来购时,基金会223万元的银行存款都足以覆盖负债。
另一方面,万科慈善基金会2018年年度开展了46项公益慈善项目,公益事业支出7151.6万元,占上一年基金金余额2.09亿元的34.2%。但其实万科以集团名义对外捐献的金额达到3.12亿元,万科慈善基金会只占其中约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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