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兰春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形态、街区形态一直是沿着历史骨架一点点向外延伸的。有多少城市经历了几十年变化后，找不到原来的踪影，是因为它在不断更新过程中把自己的历史完全革掉，文化基因不复存在了。

  那么我们可能会问，城市更新究竟是什么？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但现在城市往往有很多违背建设初心的地方，特别是人文建设成了城市发展的软肋。

  我们讨论城市更新和演进时，每个时期采取的对策都具有时代特征和烙印，现代城市出现千篇一律、交通拥堵等问题，就体现了过去时代的局限性。

  城市更新的最初缘起是现有城区经济增长停滞，林林总总的社会问题爆发。如何使经济重新焕发活力，如何处理这些社会问题，维持环境质量和生态的平衡，一直是城市更新的核心内容，城市更新的最终目标是营造一个良好的城市环境。

  路易斯·芒福德早在上世纪30年代便写了《城市文化》一书,从城市文化的视角综合理解城市的构成及其产生的影响。他在书中提到，城市文化的构成状况决定着最终产物的品相，人类文明在城市运营过程中产生，又在城市场所中孕育。不同的城市孕育不同的文化，最终影响人们的生活。因此，城市化进入下半场，我们必须面对上半场已经创造出来的城市环境。

  在城市更新的案例中，巴塞罗那在老城的基础上进行新的规划，现在人们能看到的其实是新旧两个城市的叠加。可以肯定的是，城市的发展不是简单的拼贴，不管是老城还是新区，不同的定位、不同的形态形成了不同的分工，城市形态也截然不同。

  例如对于杭州来说，西湖、西溪这些地方和萧山是完全不同的地区，承载着不同的功能，这是一个城市在不断发展和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结果。这也启示我们，不同城市、同一城市的不同地区在更新过程中应该有不同的目标和定位。

  城市不断更新，但城市更新的内涵会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而演变。欧洲在战后为了解决战争对城市的影响，城市更新的基本做法就是大规模重建，特别是解决市民的生活居住空间问题，上世纪50年代斯德哥尔摩的重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后来人们才认识到这一应对策略对城市带来的消极影响。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城市更新的内涵又有了新的变化。比如在伦敦的建设中，人们认识到，城市更新一方面要推动现有城区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还要创造有吸引力的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

  我们国家的城市更新发展也经历了理念的变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更新是为了解决基础设施短缺的问题，这和欧洲早期非常接近。从一开始简单的建房和修房，发展到后来采取完全重建的方式，对大片城市进行改造，这一时期房地产开发伴随着城市更新的整个过程。再后来，我们经历了“新天地”模式、“田子坊”模式，在资本介入的推动下，我们渐渐把文化和保护融合进城市发展，创造不同的城市再生环境。

  如今再提城市更新，我们觉得城市更新需要处理好存量和更新、双修和更新的关系，还可以将提高品质和城市更新结合在一起。空间价值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城市设计、城市更新都要为空间赋予更多价值。如果只是简单实现土地和空间的经济属性，很多人都能做这个事，但在后工业时代，规划师必须用专业的能力提升空间的价值，而不再是简单地实现土地空间的经济效益。

  反思城市更新，第一，要把城市更新工作放到一个更加多元的尺度和实践当中。第二，要关注和推动相关制度的健全，在城市更新过程中不断探索制度配套。第三，要开发更多的技术工具，从中获得更加多样化的技术支持。第四，社区更新需要居民的广泛参与，公众参与的路径是将来城市更新需要加以探索的。

  总之，在有限的资源限制下，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空间再开发或空间再复制，要避免存量规划进入误区。存量更新应该把生态修复、城市修补结合在一起，做到加强存量空间资源利用规划理念的创新，推进城市规划转型及规划师角色转变，完善存量资源规划编制技术与管理机制的变革，以理念更新带动存量更新制度环境与政策法规体系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