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爆裂后溢出来的水，先是差点淹了2号楼的整个地下室，紧接着就把里头的租户给“挤”了出来。原本隐蔽在阴暗中的地下群租生活，也被这场漫到膝盖的大水给“拱”到地面，引来群众的举报，媒体的曝光。

  监管之下，底下的人纷纷撤离。至于他们最终能去哪儿，还能不能租到房子，无人知晓，也鲜有人在意。“地下住不了，楼上的又租不起，实在不行，就只能回老家呗。”一位居民站在北京天通苑西三区的大楼前，对央广网记者说。

  “要租房吗”

  有人将“天通苑群租房要整治”的消息，发到天通苑的租房群里，却无人回复。群里不断刷屏的，依旧是中介们发上来的租房信息，出租的屋子就包括地下室和楼上隔间。几个活跃的500人租房大群都这样，无一例外，就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

  小区里，整治的迹象和群租的乱象也同时存在。一边是26号楼的那面墙上，50台群租房外挂空调被勒令拆除后，留下的杂乱无章的电线；一边是标着“半地下400—550”的租房小广告，墙面、门顶、电线杆上，随处可见。这边刚走过的路人还在调侃：“这回（房东）得亏了不少钱。”那边骑着小电动的中介，若无其事地问着每一个潜在的客户：“要租房吗？”

  在天通苑，这样的中介比比皆是。地铁口的那条小路两旁，就有不少举着“房东直租”牌子的中年人，基本走两步就能碰到一个。只要路人稍微驻足观看，他们就会抢着上来推销房子。小区内、大门外、草地上，站着的、坐着的、蹲着的，中介无处不在。就连天桥上摆摊的小伙子，旁边都会立着一个“自家租房”的广告牌。

  “一般都是租给你们这些年轻的”

  但对他们来说，地下室可不是随便租人的。“一般都是给你们这些年轻的，年纪大或者带孩子的，我们都不要。”一房屋中介对央广网记者说，原因很简单，“太麻烦”。至于为何麻烦，这些自称“二房东”、不要中介费、只靠提成的人，就只剩下一脸讳莫如深的尴尬。

  “就是看着你们年轻，租满到期不给退押金，千来块钱你们也无所谓。即使要闹，年轻人也掰不过他们。”坐在地铁口、目睹过好几次此类纠纷的治安志愿者觉得，“并非小中介介绍的屋子就不好，也有很多人住他们的屋子，就是怕经常出现这种问题。”

  类似的情况屡见不鲜。在该小区的租房QQ群中，就常有人出来感慨，“羡慕你们这些有正规合同的，到期就可以走的人”。在知乎网上，甚至有网友警戒求租者要选好中介。因为他签了一年的合同，住到五个月的时候，房东要把房子卖了，却不给退押金和剩余的房租。这让他愤怒不已，又无能为力。

  地下室的租金参差不齐，根据面积不同，价格从600到1000不等，但底下的环境却大致相似。从单元门进去，立马分出两条截然不同的楼梯，往上那条通向宽敞明亮的高楼，往下的那条，打着昏黄的灯光，依旧看不清脚底的台阶。走到底，能看到租户们晾着的衣服。再往里，就是阴暗狭窄的楼道，两旁分布着一个个小隔间，有的甚至只有两三平米，只容得下一张床，没有窗户，关了灯，一片漆黑。

  最令人担心的，还是安全问题。当被问到“下大雨地下室会不会进水时”，中介信誓旦旦地否认了。

  “那之前不是有地下室进过水，还被整治了吗？”记者问。

  “那你就多花点钱住楼上啊。”中介对此总是闪烁其词。

  附近的居民就见过出事的。之前某个地下室因用电不慎而起火，报了消防后，又因过道狭窄，消防车迟迟进不来。但这些在中介口中，都是“不可能”的事。

  “起码我有个住的地方”

  即使这样，很多人还是会选择住在这儿。小李便是其中之一。

  “地下室房租便宜，起码可以给我这样没有经济能力的人，提供一个住的地方，让我们在北京也有一种家的感觉。但前提必须是通风良好，消防过关，保障安全。”小李说。

  那会她才大学刚毕业，本着长见识的想法，从河北邯郸来到北京。第一份工作的月薪只有一千多块钱，楼上敞亮的屋子她想都不敢想，“租不起”，只能往底下找。

  这不是小李一人的困惑。上海易居研究院发布的《50城房租收入比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6月，全国50个城市超七成房租相对收入较高，其中北京、深圳、上海、三亚等四个城市“房租收入比”高于45%，属于租金严重过高城市。也就是说，这四个城市，租房者要拿出将近一半的收入支付房租。

  承担不起高房租的小李，最终租到一个月付300的地下室。屋子很小，只容得下一张单人床，能活动的空间不到一平米，进了门就只能坐在床上。头顶便是下水道，半夜总能听到咚咚的流水声，有时漏了，整个屋子都是臭烘烘的。四面墙壁，没有窗户，又闷又热。到了夏天，连电风扇都没有，只能忍着睡觉，半夜常被热醒，汗流浃背。时间一长，被子都发霉了。风进不来，晾在楼道里的衣服，好几天也干不了。

  “没办法，那会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当时一无所有的她，甚至连续吃过一个月的水煮蛋。有一次买了几个挂在门上，不小心掉了下去，还得捡起来，扔到锅里，煮熟继续吃。那会要是能在地铁口买个炒饼，小李都幸福得跟吃了顿大餐似的。

  苦中作乐只是少数时候，通常情况是一屋子的孤独。虽说地下一起住的，多数是跟她一样刚毕业的年轻人，但“流动性大”，人来人往，也就没有深交，顶多打个招呼。有时想找人聊天，却不知道找谁，累了想给家里打个电话，又怕父母担心，报喜不报忧。下了班就只能躺在床上待着，直到实在熬不过去，才会跑到广场上透透气，顺便哭一下。

  但她不曾想过离开这儿。因为出身农村的她，深知自己回家后只能务农。“就是为了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才选择出来打工，给自己一个更好的发展机会。”

  有时她走出地下室，抬头望到外面的高楼，除了心理落差之外，还有一些向往。“当时就想着，我什么时候就住到楼上就好了，哪怕是隔间也行，至少空气好点。”她还是觉得，一切总会好的。

  “实在是莫有办法”

  乐观的心态支撑着小李继续在北京生活下去，直到现在她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租到楼上的房子，做了感兴趣的工作。但同样居住在天通苑地下室里的莫老太，则打算在三天 后回山东老家，她总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要不是那场大病，或许她还在家里，跟老头儿一块儿种地，一辈子都不会来北京。

  其实她只有67岁，但看上去却比实际年龄要老些。黑白交加的头发，庄稼人常见的黝黑肤色，脸和手都爬满了岁月和劳作留下的褶皱。

  原本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老两口忙着地里的庄稼，儿子儿媳外出打工，虽然一家子收入不高，但总还有些盼头。只要攒够了钱，就把房子盖起来，给孙子娶个媳妇。

  但自打她的眼睛开始迷糊后，这个家庭的未来也变得模糊不清。一开始总觉得是年纪大了，加上常年劳作的缘故，“不碍事，没必要浪费钱”。但慢慢地，她越来越看不清，走路会摔倒，切菜切到手，“再不看医生就瞎了”。这才在儿子的劝导下，开始治疗。四年来，看了多少医生，白内障总不见好，最终才踏上进京看病之路。

  做完手术，花了一万多块钱，这是自家地里四五年的收入，“但在北京根本就不是钱”。检查前前后后要花上两个月，她跟儿子住到小区的这个地下室里。为了补贴家用，儿子出去打临时工，原本应该在床上休息的她，也偷偷跑到楼下捡垃圾，“攒点钱，混个馍馍吃”。

  每天五点多起床，喝了一碗芝麻糊后，她就开始拄着一根扫把柄，在家门口的那几个垃圾桶里掏点纸板和饮料瓶，直到傍晚眼睛看不清为止。她眼睛不好，不敢走远，累了就在停车棚底下坐着，一看到有人扔垃圾就立马过去搜查。天气热的那几天，流了一身汗，“那也莫有办法，能怎样”，但一天下来，也只能捡个七八块钱。

  虽然在地下室只住了两个月，但她还是觉得很长。在老家总能跟街坊邻里“唠唠”，但在这儿，她觉得楼上住的都是“有钱人”，“跟他们能唠啥”。她没想过有一天能住上去，也没想过回山东前跟儿子一块儿逛一次北京。即使她在这座城市的活动范围，只在那几个垃圾桶附近，再远一点就是医院。

  “实在是莫有办法，赚的少，花的多。你说莫有钱，在这儿怎么生活？”三天 后，她就要离开这个地下室，离开北京，回到她的玉米地，再也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