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来讲，面临贸易摩擦等不确定性，为避免对企业信心造成多重影响，可以采取设置过渡缓冲期、下调社保企业缴费比率，部分抵消社保缴费成本对企业的冲击，符合“六个稳”特别是稳就业、稳预期的经济工作方向。而再度释放减税信号的积极意义尤其不可小视。若利用增值税三档并两档的机会，下调增值税税率，则能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经济活力，提振发展信心。

降低法定费率：目前社保基金的法定费率约为40%，而据我们估算，当前实际费率则低得多，2017年约为27%。如果能将法定费率下调，则空间可观。

然而，从2019年1月1日起，社保费征管职责将逐步由各级地方社保局划转给税务部门。新征管方法可能会减少社保征管的漏洞，也可能给企业带来额外成本。

下调增值税税率：要基本抵消规范社保征收所增加的企业成本，增值税税率需下调4个百分点。事实上，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已提出增值税税率三档（16%、10%和6%）并两档的方向。针对社保新规增加成本的问题，可以考虑取消16%的高税级，或允许更多行业缴纳低税级，以减轻企业税负。

从2019年1月1日起，税务部门将接管社保费征管职责，这可能进一步规范社保征管——即严格按实际工资征收社保费，使一些企业过去可以按最低基数缴费的做法难以为继。按现行法规，社保费应以职工总工资（包括基本工资、津贴和年终奖）为缴费基数。缴费基数最低为上年当地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最高为上年平均工资的300%。我们的计算表明，大中城市规定的社保费率（社保费/职工工资比率）接近40%，其中企业缴纳29%，职工缴纳11%。但在现实中，为节约用工成本，很多企业按最低基数（即上年当地平均工资的60%）缴纳社保费。民营社保代理机构“51社保”2017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27%的企业按职工实际工资足额缴纳社保费，而31.7%的企业则按最低基数缴纳社保费，其余企业介于二者之间。

决策层的及时表态缓和了市场的担忧。我们期待再释信号为企业减压。我们预计，决策层或将采取多种措施缓解其影响。可能的政策措施包括：

长期来讲，社保负担是老龄化社会绕不过去的全球性难题。要解决日益严重的社保压力，中长期在所难免要进一步规范社保费征缴。虽然社保基金的收支数字尚有结余，但扣除财政补贴的实际收支差额，自2010年起开始下滑。近年来社保基金收支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是人口老龄化，消费者规模将超过生产者规模。联合国的估算显示，203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比现在减少4000万人（或4%），而老年抚养比将由2017年的38.4%升至47.1%。伴随人口老龄化加快，我国社保当期收支缺口可能会逐步扩大。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是应深化改革激发活力：从“收”的角度，可加快国企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划归股权给社保、提升分红比例，盘活主权资产的收益，充实社保；从“支”的角度，可逐步淡化基建等投资类的公共开支，且伴随人均寿命改善，逐步提高退休年龄。

如果社保在新的征管方式下，完全按照实际工资为基数规范征收，可能带来社保缴费成本上升，影响企业利润和职工实际工资收入。在此背景下，9月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及时表示，在社保征收机构改革到位前，各地要一律保持现有征收政策不变，同时抓紧研究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确保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这显示决策层广纳企业界建议，稳定了市场预期。

设置若干年的过渡期：若要将对民营企业利润受到的影响控制在5个百分点以内，这就意味着过渡期需要为3-4年。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邢自强

考虑到外部经济面临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强化征管社保可能会增大企业投资和职工就业的压力，因而选择落实社保费征管新规的时机应当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