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另一名来自剑桥的心理学教授科根（Aleksandr Kogan）站了出来，表示愿意通过复制科辛斯基等人的研究，为Cambridge Analytica收集数据。

　　据怀利提供的文件，Cambridge Analytica一成立就开始寻求与科辛斯基所在的剑桥大学心理测验学中心开展合作，但遭到了拒绝。

　　为了进行人格测试，有40%的用户同意让开发者收集自己的Facebook资料。由此，研究人员得以收集社交媒体用户的个人资料以分析他们的性格特征，之后再与用户在Facebook文章下点赞的情况进行比较，从而推演用户的行为模式和政治倾向。

　　还有媒体指出，科根除了是剑桥大学研究员之外也是圣彼得堡大学的副教授，曾在研究中得到过俄罗斯政府的资助。

　　根据科辛斯基等人的研究，从用户在Facebook上点赞的情况可以推测出用户的性别、性取向、教育情况，甚至儿童时期是否经历过心理创伤。

　　在默瑟同意出资1500万美元后，SCL Elections与默瑟共同设立了Cambridge Analytica，总部设在伦敦。

　　而在怀利看来，Cambridge Analytica发动的是一场“战争”，“他们想在美国发起一场文化战，Cambridge Analytica就是参战的军火库”。

　　2013年，年仅23岁、正在攻读流行预测博士学位的怀利看到了科辛斯基等人的论文，当即意识到论文中提到的算法和预测能用于竞选活动。

　　接触到科辛斯基的论文后，怀利先将这种了解选民的新方法介绍给英国的自由民主党，但未得到重视；而一名自由民主党成员则将怀利介绍给了数据分析公司SCL集团，SCL正是Cambridge Analytica的母公司。

　　据《卫报》、《观察家报》、《纽约时报》的调查及Cambridge Analytica联合创始人怀利（Christopher Wylie）爆料，Cambridge Analytica未经许可收集了超过5000万Facebook用户的信息资料，并在分析用户们的行为模式、性格特征、价值观取向、成长经历后，有针对性地推送信息和竞选广告，以影响美国选民在竞选中的投票。

　　怀利出示的合同显示，2014年6月4日，SCL与一家名为全球科学研究（GSR）的公司达成协议，通过后者收集Facebook数据，了解用户的性格特征。而全球科学研究的所有人正是科根。

　　另据媒体报道，在2016年希拉里的“邮件门”事件前，Cambridge Analytica曾与维基解密联系，协助发布邮件门中的外泄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