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自华生于11月19日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的发言实录整理

  华生，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来源：经济学家圈

  收入分配的问题实际上是老生常谈的问题，80年代初期小平同志就说过“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共同富裕”，但是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大的解决，甚至有扩大。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不充分是一个老题目，我们落后的生产力跟不上物质文化的需要。那么不平衡是哪方面不平衡？华生认为主要有三大不平衡。

  第一个不平衡是最大，也是最主要的不平衡，是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市民和农民的不平衡。中国农民工将近有3亿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差不多有7亿人，超过中国人口的一半。华生表示，“如果甩开中国人口的一半讲不平衡的问题，讲共同富裕的问题都有点不接地气。”

  他进一步指出，解决不平衡的问题，中央应该把焦点集中在农民工及其家属的问题上。农民工身上有两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就业地没有住房，有人说他们在老家有房子，但老家的房子他们又住不了，他们在就业地没有房子，华生认为必须在就业地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

  第二个问题，农民工基本上没有社保医保。“中国经济社会不平衡的问题，最大的权重就是农民工和家属的问题，”华生表示这是第一个不平衡。

  第二个不平衡是资源和分配的不平衡，我们可以看到，首富和福布斯的排行榜上显然是房地产商。华生认为，这不是因为他们最聪明，而是因为他们掌握土地资源，利用制度的缺陷成为社会的巨富。

  用创新、劳动、智慧来发财致富是要鼓励的，但是用资源致富要值得警惕。华生称，煤老板不是因为他们聪明，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煤矿，包括金融大颚收购金融体系，而是因为他们手里有垄断的金融机构。

  包括在税赋方面，大量企业过去是对社会公众生活的危害赚取利润，也有大量的企业到上市的时候，要补税，因为原来大量的帐不入帐的，过去有大量的企业过去没有很好的遵守他们应该遵守的法律义务和社会保障的义务。这样的一些不平衡都会加剧整个社会的矛盾。

  第三个不平衡是权力分配和制约的不平衡，十八大以来反腐上面取得非常高的成效，超出很多人最初的想象。

  怎么来解决这几大不平衡问题？华生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土地增收制度的全面改革。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土地价值重新分配的过程，城市化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使得少部分地方的土地，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的土地，价值成10倍百倍万倍价值的提升，但农村土地改变很少。

  华生认为要把过去土地使用当中漏掉的主角放进来，这个主角就是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当中主要一个部分是安置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当然也包括海漂和北漂，农村人口进城，中小城市的人口向大中城市转移。

  第二，是房地产税，要在每个人都有一定面积减少的基础上全面推行房地产税。

  “中国的税费和社会保障的费用都太高，特别是民意税率过高，民意税率过高，很多人并没有遵守，全面清理税费是必要的。”华生建议，首先是普遍的降低增值税所得税主要税种的税率，要大幅度降低社会保险的缴费，搞那么高的缴费，只有城市户籍人口来交，大多数农民工不缴，只有降下来才能实行全面缴费。其次，废除住房公积金的费用，“全世界别的地方都没有。除了中国和新加坡。但新加坡有政府提供70%到80%的住房，我们不提供住房，又收这种住房公积金，而且很多人有了住房后还要继续交住房公积金。”再次是不要等到企业上市了才开始补税，才开始缴社保，这样才能做到拉税公平。

  第三，反腐败的自律化，反腐败在十九大之前的指标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超出了国内外多数人的想象。华生指出，下一步关键是解决反腐成果的持续化、制度化、法制化，因此需要从指标转化为治本，因此这方面的制度设计既是经济学家也是其他社会学家所要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