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A国GDP为50万亿的国家，储蓄率为50%，则有25万亿储蓄，如果这个国家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比如中国），假如有五分之四可以转化为债券投资，就是20万亿。

　　所以综上，非金融企业部门2017年到期债务偿付仍有较大压力。

　　目前为止，世界上最重要的几次房地产泡沫从1929年美国大萧条，1991年日本大衰退，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1991-1996年东南亚房地产泡沫都是比较典型的案例。

　　政府部门杠杆率=（国债+政府支持机构债+政策性银行债+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地方政府或有债务）/GDP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是指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或者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需要说明的是，在没有放开地方自主发债前，地方政府都是通过城投公司进行融资，虽然《国务院关于提请审批批准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议案》明确规定严禁将城投债等企业债务纳入地方政府债务，但是实际上地方政府对城投债负有担保等形式的责任，所以我们将城投债并入政府债务中考虑。

　　所以在市场资金面较为宽松，企业债券利率不高的情况下，公司发放债券可以有效降低财务成本，此时债券就会对贷款起到替代作用。

　　低于韩国91.6%和日本62.2%，远高于印度的10.5%。众所周知，居民部门杠杆率和房地产市场泡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无论是美国金融危机还是日本大衰退都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居民部门杠杆过高，房地产泡沫化难以为继，泡沫破裂所导致的恶果。

　　与短期相比，长期贷款更像是个“不速之客”，突然如期而至地让人措手不及，为了衡量中到期的短期和长期贷款的偿债压力，我们求出非金融企业部门短期借贷及长期借贷当期到期总额，从增长趋势上看，2012年以后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当期到期的增长率在逐渐下降，但是今年依然破新高5.4万亿元，企业偿债压力仍在。

　　国债余额可以通过财政部公布的《2016年和2017年中央财政国债余额情况表》获得， 16年是 12万亿；国家提供信用担保的政府支持机构债（主要包括中铁债、铁道债等）和政策性银行债（主要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债、进出口银行债和农业发展银行债）可以在wind系统里获得，16年底总余额是12.11万亿，所以16年底中央政府债券余额是24.11万亿。

　　也就是表示财务成本累计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利润总额累计增长率将会减少1.83个百分点。

　　对于偿债压力大的非金融企业，资金来源主要有两种：

　　（2）居民部门的杠杆极限在哪里

　　其次，储蓄率是影响一个国家杠杆率的重要因素，相同杠杆率的情况下储蓄率高的国家风险更小。一般意义上的宏观杠杆率略有问题在于，GDP虽然是经济流量但是不是所有都可以用来偿还债务，只有储蓄起来的才可以，不同国家的储蓄率和融资结构不同，在相同杠杆率情况下，偿债能力也会有较大差异。

　　杠杆率超过100%就意味着当期的GDP增量全部用来还债都不够，看起来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已经达到危险的程度。但是这样判断存在两个问题：

　　然而居民买房的资金来源也有两个途径：一是，自己的积蓄，二是借银行的钱。所以这个过程就相当于企业赚到的那部分钱，是居民将自身的储蓄和借银行的钱付给企业的，企业将这部分杠杆转移给了居民部门。

　　第一步，通过观察月度企业杠杆率的形状，我们发现整体上看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是在上升的，但是每一小段又呈现周期性变动的规律，所以如果剔除上升的趋势性增速，就可以观察不受整体趋势影响的周期内杠杆真实增速。

　　从图【1】中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政府部门杠杆率逐年上升，从2006年的30%十年间上升到62.26%。并且2016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略有下降，中央政府债务余额上升明显，涨了一倍。对比政府杠杆率较高的日被216.1%和意大利154.8%，和较低的俄罗斯16%，我国政府杠杆率在国际上属于中等偏下的水平。

　　本该市场化淘汰的过剩产能，地方政府在GDP、税收、就业等因素考量下，多数会给这些企业再输血，避免现金流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