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们忽视了房地产的金融属性，错在只将房地产按居住属性进行分析，因而他们只看房屋库存、土地供应，看收入增长。其实，自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的全面瓦解，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以来，整个人类的货币供给就已彻底的失去了“锚”。也就是说，全球货币体系由此进入一个失去了基本约束，成为一个完全弹性的货币体系。其中尤以国际储备核心货币——美元为甚。伴随着这一货币体系而来的是各经济大国之间的浮动汇率体系。正是这一体系，催生了天文数字般的外汇投机买卖和金融衍生品交易。

　　当然，看空派中很多人认为房价太高的观点，是从一个基于长期角度来分析的，是从国家的长远发展、企业的健康成长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来分析的，从这点而言，他们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

　　原标题：从人口红利大周期到人口赤字大周期的前夜——我理解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框架

　　自从1998年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后，房价快速上涨，利润丰厚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房地产开发行列，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表现在，商品房的销售额快速增长，从1999年的3935.44亿元上涨至2015年的87281亿元，也就是说16年时间里，销售额上涨了22.2倍。然而，与1998年住房改革后我国房地产市场一片繁荣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之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总额虽然增长了，但是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却是一路走低的。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直到1998年我国全面实施住房改革为止，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一直徘徊在50%左右。但是自房改后的1999年开始，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开始逐步下滑，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更是跌至35.3%，远远低于美国同期的70%，也远远低于60%这一世界平均水平。

　　仍以日本为例，在经济上该国无论是国土面积、人口规模（它不仅决定着劳动人口的数量，还决定着市场的纵深）还是资源储量，都很难与中国相比。其次，其公共服务与社保体系早已在1960年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逐步建立健全了。伴随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原来困扰着日本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诸多问题，如城市与乡村、如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二元差异，得到逐步缩小，包括投资和消费在内的国内市场，已是饱和的投无可投、刺无可刺了。这也就决定了其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很严重，经济发展的外部性较脆弱。而反观中国，我们不仅有13.5亿的人口，更重要的是今天中国的人均GDP还只是美国的14%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存在大量的改革空间，我们的城市和乡村的差异巨大、东西部发展极端失衡、国有民营的二元结构亦趋恶化。正是这种两国国情的差异（虽然这种国情是由于政府一手强化的），决定了彼此面对的问题的性质也会不同。对此，我们首先需要辩证的认识到的是，这些固然是问题，但何尝又不是机遇呢。

　　同样，如果靠信用扩张和政府诱导所实施的政府“有意人造”，是促成房价长期走牛的主因。那么，问题在于今天深陷困境之中，无论政府还是国民时刻都希望房地产再度上涨的日本，为什么在连番的量化宽松（QE）乃至负利率的强刺激下，为什么在政府一再的诱导下，其房地产市场仍然“昏迷不醒”？！

　　3、高房价妨碍生产力的发展

　　1、房屋的金融属性

　　那么，主因到底是什么呢？

　　2、不断膨胀的社会储蓄

　　其次表现在泡沫破灭后对中产阶级的消灭。上层的特权阶级是有特权的，这种特权至少可以部分地保护其财产。而那些穷人，压根就没有资金介入资本市场，萧条时期他们固然艰难度日，在繁荣时期为应对通货膨胀，他们还是艰难度日。泡沫运动的真正输家，无疑是那些夹在中间的中产阶级。他们有部分的闲钱，这令其可以自由地进入资本市场，同时在泡沫时期他们的信用也得到扩张。在繁荣时候他们可以利用这种信用以高杠杆形式大肆投资，在这时他们固然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可问题是一旦经济衰退，其高杠杆也会给他们制造更多的负债。

　　流动性过剩给各国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管理提出了全新挑战，各国金融机构开始创造出大量的金融衍生品，各国的投资者开始沉迷于投机的“财富效应”中不能自拔。如此一来，人类经济体系里的基础货币总量和信用总量，便以数百倍甚至千倍的速度增长，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存量规模，皆远超人类实体经济或真实财富的增速和规模。

　　在这样的背景下，房地产金融这样的结合之名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换言之就是，房地产市场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实体经济里的商品房交易市场，它更是整个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且随着近年来流动性的泛滥，房屋的居住（商品）属性大有被其金融属性取代之势，进而成为其价格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趋势，使得巨额的房屋投机交易与实体经济所需要的真实房屋量严重背离——也就是那些看空房地产业的经济学家们一再强调的房屋的空置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从这可见，在当今世界下，无论是美国的房地产还是中国的房地产，分析的切入点应该是金融属性，而非居住属性。